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性格可能在三岁甚至更早就形成，但智力，为人，志趣等特质要到更晚的时候。如果十年是人生成长和成熟的"年轮"，那么第一个年轮——告别童年，步向少年——可能是一生的关键。
书的引力
十岁的时候，小学念四年级和五年级。邓大人因右倾翻案，刚被靠边站不久。尊敬的毛大人要全国人民评水浒批宋江，平时很少讲故事的语文老师突然给我们讲起了阮氏三雄和蒙汗药，很过瘾。向往着有朝一日麻翻个把贪官，撑一叶扁舟上梁山投奔去，顺便免了那个去茶场或油田上山下乡的差事。不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去世。那天回家，哪儿都在放广播奏哀乐，我的小妹妹见到我说"毛主席牺牲了。"几天后，学校开追悼会，要红小兵们志哀鞠躬。邪乎的是，当大家默默鞠躬的时候，那位教政治的老师昂首挺胸地站在围了黑框的主席像前，维持秩序的当儿顺便接受了长达十分钟之久好几百人的默哀和鞠躬。不久，英明领袖粉碎了四个人，给大伙儿提了诗词："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仔细读读，总不是味道。
那时，我迷上了书店，有事没事总往那个供销合作社的小书店去呆着，看看进了什么新书，什么新的连环画，新的文具。书店里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摆着整整齐齐的毛选五卷。批宋江那回，第一次见到水浒传。虽然读起来很费劲，我还是蛮有兴致。后来有许多天安门诗抄，练毛笔字的那份字帖便全都是怀念周总理的诗。书店，是一个政治的晴雨表；所幸的是，不久它也成了外面世界和知识的窗口。
去书店大部分时间是耐心地等着，等到店员有空了，我可以小心翼翼地问他借看一下我相中的那本书。那时还没有开架书店，乡村里的孩子大人都有点贼，开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后来读高中的时候到了县城，发现书店有一大部分居然是开架的，很开心，那是后话……）。我只能凭着封面和书名来比较判断该借那一本，一次只能借一样，经常碰到的是狐疑的眼光，特别是当我想翻看小说的时候。还好，母亲也在供销社工作，店员多少认得我是谁谁的儿子。但即使这样，那时我不偷不抢的名声还没建立起来呢，把书借给我，还得盯着我，一是怕我遛了，二是怕我弄脏弄坏了新书，多少是个麻烦事，所以店员总不那么情愿。特别是那位不苟言笑的李同志，他当班时我是不怎么敢随便开口的，而大多数时间是他一人当班。
好在我有的是耐心和时间，机会总是和耐心相伴，等待就是胜利。人流一空下来，老李同志喝完了茶水，正要拿起蒲扇的时候，我觉得是最佳的时机。他总是没让我白等，看得出来，他不大情愿，但也没说什么，有时快点，有时慢点，还是把我要的那本给了我。我拿到书，总是走到冷落的一边翻看；总是站着，让他能看见我。有时候不巧，挑了一本没意思的东西，要跟李同志换，他的脸色可就更难看了点。我从小有点害羞，但后来孩子的妈妈总说我的脸皮厚，想来是那时磨老李同志给磨出来的。
用这种办法，起初是看连环画，后来是看故事书，读小说。再后来，我的兴趣慢慢转到了科幻和科学家故事方面去了。徐迟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歌德巴赫猜想"对我影响深刻。除了那些摆在最显要位置但永远蒙灰的政治书籍，其他的我基本上都借过。小说方面，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偏多。后来，比较有些小资情调的禁书才慢慢地上架，像《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每次这类原禁书一到，妈妈也会提起来，似乎是蛮大不小的事情。有一次我发现在妈妈单位宿舍里居然放着一部书店未上架的《第二次握手》。二话没说我把它带回了家，见到她时，她说："就知道你会盯上这本书！"这部写中国科学家的爱情故事倒是在枯燥神奇的数字和实验之外增加了一些人性化的内容：苏冠兰，丁洁琼，和叶玉菡之间的事业感情纠葛令我浮想联翩。再后来，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书，像《红与黑》，《牛芒》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最开心的时候，是碰到书店盘点。妈妈是会计，盘点存货是她的事，只要她说下班时要到书店盘点，我就是不吃饭也要跟着去。他们在那儿点货，我就可以到里边去"开架"看书，甚至橱柜里未上架的图书我也可以翻看。而且可以坐着看。总是觉得他们点得太快了点——我还没来得及翻遍存货呢。
母亲非常鼓励我们读书，但是对于买课外书和读小说却是看得相当紧的。记得更小时候，为了买一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连环画，我不知磨了多少嘴皮，后来还是妈妈的同事帮我劝说的情况下才让我买了一本。那时我们住梅林，总是很羡慕一位比我大两岁的雨清哥哥，他妈在书店上班，也舍得给他买连环画。有一阵子我们是邻居，我到他家的时间最多，也跟他最铁。后来我们家从梅林搬到高埔镇，我还是很想念这位大哥，给他写信。有一次，我借用了毛主席给徐特立先生信里的话，给他的信中提到："您过去是我的朋友，现在是我的朋友，将来也必定还是我的朋友。"听说他和家里人读了后还以为是妈妈帮我写的。心想，妈妈虽然是党员干部，对伟大领袖的思想和语言也许未必能像我这般活学活用哩。
所以，孩提时代我拥有的图书玩具在两个手上是可以数得清的：《小马过河》，《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这方面，我的弟弟好像比较有办法，要到零花钱的次数和数量比我这个老大要多一个量级以上。有时候，我跟他合作。更多的时候，我想自力更生：存下我的零花钱，收集牙膏皮，捡废铜烂铁，采集桐油果到收购站去换钱，等等。可是靠这些努力还是远远不够买书的，尤其是大部头小说。起码，得有一块钱以上！也就是说，要有买一百颗水果糖的财力。在书店呆久了，对于价钱我是了解的；对于我的低微的购买力更是了解。
按理说，我经常干的家务活如挑水，劈柴火，浇菜等等应该可以创造不小的价值。可惜我们家那时是计划经济，对于我的劳动价值只是按劳分配到三餐和上学上去了——干家务是长子的义务，难道还想要报酬？！
可是我多么想要几本我自己的书，可以在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草书正楷都行，再写上购书日期。我自己的书，便可以什么时候想看就看，不看的时候它还是我的，不用摆回到架上去了。读完了，还可以和别人交换读别的书呢。而且，我去买书的时候，老李同志该会很惊讶的，该会对我刮目相看。如果我终于买了他的书，以后再去借翻别的书，该是容易一些吧！
第一次打工
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机会终于来了。
妈妈所在的供销社，有个采购组，包管一些基建事务。采购组有位郑伯伯，和蔼好客，爱张罗事情，和我们家关系很好，母亲常戏称他为"工程师"。郑工程师有些工程正在上马，需要一些临时工。邻居有几位农村户口的"伯母"们要去应聘做些杂活，她们知道我也想去干活挣钱，非常鼓励。这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是很自然的。我们不是农村户口，便会有些奇怪。而且我当时的年龄还是偏小，像供销社这样的单位一般是不会使用的。我混在几位农村妇女里，想去试试。跟郑伯伯一说，他想了一想，居然答应了。可是他们都知道，这事要是让我妈知道了她一准要生气的。奇怪的是，连郑伯伯在内，都说好帮我保密。
说干就干，当天我做的是运沙子。顶着烈日，将工地上的沙子用簸箕挑到几十步开外的地方。这活和挑水差不多，倒是不难，就是热得慌，汗流如注，过不了多久就渴得要命。后来又挑泥土。我大概是最小的工仔了，特卖力，怕人家说我不够格。
到第三天，郑伯伯给我换了个差事，让我去用铁锤敲石子，将脚掌大的芝麻石敲成碎石块。这活不错，可以坐下来干，而且可以坐在凉棚下，感觉是个美差。敲石子我可干得多了，只不过平时是玩，用大石子敲小石子，磨园了做玩具。没想到这事也能挣钱！我敲得起劲，脚下片刻便铺出大片的小石块。
第四天继续干了半天，郑伯伯说这样的活干完了，等过些天大家领工钱的时候再通知我一起去。我知道，他担心让我干久了，会惹出麻烦来。我可是还想再做几天，因为还不知道我这三天半的工钱够不够买一本书呢。
大约半个月后，有一位安伯母招呼我去领工钱，我又兴奋又有点胆怯地跟她们去了供销社财会组——妈妈办公的地方！安伯母让我等在外面，她们进去，我的那份她帮我领出来。估计郑工程师将我的工钱写到了她的单子里让她代领：相当周密的安排啊，瞒天过海！
安伯母出来了。我正骑在外面一排自行车中的一辆上把玩着。她高兴地递给了我三张一元和一张五角的钞票。哇，我喜出望外，一天能挣一元，这三天半的报酬足购买三本书了，真行啊我小子！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这些可都是瞒着"严厉"的母亲干的。心想，最好她永远都不要知道。
第一次买书
回家的路上，看见什么都觉得不一样了。菜市场一边的饭馆那飘出来的味道比往常更加诱人。身上有三块半，很富有很实在的感觉！心想，同龄人中我可以算得上那个什么"有钱的了"……最为重要的，这不是讨来的，是我劳动换来的。只要有必要，还可以去换，大人们做的不也就这样嘛？那时，妈妈一个月的工资一直是四十二元半，我要是干一个月，能挣她的一半以上呢。想到这里，隐隐中一种好男儿谋生有道的意念悄然而生。
如何来享用这劳动成果呢？这事谁都不能告诉的，尤其是弟弟妹妹，嘴巴不劳，弄不好马上就会传到母亲那儿去。
第二天，奔书店去了，怀里揣着一元五角。没发现什么好书。回来时，又路过饭馆，这下忍不住了，第一次真的排了队，到了跟前，问那个糟老头要了一碗粿条汤。看着他极其利索地抓起一把粿条往汤锅里扔，嘴里叼着的香烟好像随时都可能掉到锅里，他那眯缝惺忪的双眼让人担心他下一秒钟便会扑通到锅里睡着了。他搅拌了一下便捞起来，我总觉得那汤好像根本就没烧开，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加了他的几滴调料，这碗一毛钱的东西就真是又香又解馋还解渴。呲溜呲溜我慢慢地在靠边的桌上独自享用，看看前后左右，没发现有别的小孩这么单独一个在那吃点心，很是满足，又有点惶恐。
那时，书店来了两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看样子，他们二十左右，风华正茂。其中那位男的姓陈，女的姓邱。我将他们以兄长大姐般对待，有时还一起打乒乓球。慢慢混得熟了，觉得他们要比老李爽快多了。借书的时候，就找他们。不久，邱大姐调到我最没兴趣的布铺那边去了，剩下陈大哥。他特别爱说话，唾沫横飞，声音响亮，眉飞色舞，连说带笑的那种。我想，买书还是找他吧，他不会多计较的；老李可能会怀疑我这钱是不是偷来的。
不久，柜台上又摆出了一批新书，我一眼就盯上了那本以高举大刀冲锋陷阵的骑兵为封面的《三战陇海》，作者：柯岗，上下两册，价钱：1.7元。骑兵在我心目中是高大英勇的形象。父亲是军人，做了12年的航空兵和连级干部后退役到地方工作，给我起的名字里是一种荷枪追彩虹的意思。孩提时代，每次解放军到我们乡镇来野营，我是一定要追前赶后去迎接和观摩的。有一次，我和一位步兵叔叔混熟了，他让我扛他的枪，我就想这么跟着队伍参军去了……看到这部描写解放战争的小说，那样的封面，勾起了我儿童时代的梦想。陈大哥还说，看来这部小说不久就会卖掉的，店里只进了一部。我便说，我要买这部书。陈大哥有点诧异，再问了我一遍证实后就呵呵笑着给我找齐了下册。付完账我怀揣着这两本书，回到家时，还好妈妈没下班，只有奶奶在家。我躲躲闪闪的将新书先藏了起来，跟至宝似的。没人的时候，或者只有奶奶在家的时候，我便拿出自己的新书来看。奶奶可不管我看什么书，只要在看书，她便高兴。
在扉页上要署名的时候，为难了。我要是写下自己的名字，万一谁发现了，立刻就知道是我私自买的小说，母亲那会有麻烦，少说也要挨一顿骂。母亲的骂，一定是豪骂加数落，在弟弟妹妹面前是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她再拿出给她丢脸让她难堪的种种说辞来，我会无地自容的。
怎办？又不能不签名啊，得过过这个瘾，得给这方圆几十里仅有的这部小说一位主人才行。我想到了"笔名"这回事。行，我给自己起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呢？母亲姓杨，那我就叫杨什么的吧。想了半天，觉得自己这番辛苦和心思，虽不是绝无仅有，实属罕见，那就叫"杨罕"吧。我把这个名字很满意地签到扉页正中，并注上购书日期。
大约一个月过去了，风平浪静。这小说的上册也读得差不多了。写得不是很好，人物形象不够突出，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感觉挺大路相当一般的作品，比起前不久生病时妈妈允许看的那部《林海雪原》，和后来不久又买的那部《铁道游击队》差得太多了。我这第一部藏书看来有点买错了。
一天晚上，刚要吃晚饭，母亲终于发难了。先是问我是不是偷偷买书去了，叫我把书拿出来。我明白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最大的可能性是那位爱说话的陈大哥不明就里走漏了秘密。于是我把藏书拿了出来。不看不要紧，一看我的签名，她立刻火冒三丈。只记得她来来回回数落我自以为有本领了，能挣钱了，居然大胆到"更名换姓"起来。这个时候，我的伎俩就是闷声不响，随她说什么，不承认也不反对。拿眼看看父亲和奶奶，没什么表情，我知道奶奶是不会反对我打工买书的。弟妹他们噤若寒蝉，有点奇妙莫名的样子。母亲竟然一字不提打工对错的问题，对买书这件事本身听起来也不怎么特别反对。不过风暴之下，那顿晚饭是很没滋味，心里谋划着什么时候再去要碗粿条汤。
说来也怪，打那以后，母亲对我买书的要求似乎有了新的认识，答应的次数多了起来，特别是非小说类的。打工买书，更名换姓的事再也没人提起。上初一后，我彻底地迷上了数理化，嫌学校的教材不够好，让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又一本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有时候书还没到便催促她帮我预定。她还让郑伯伯帮我做了一个两层的小书橱。我从此正儿八经地走上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路。
后记
时隔多年，想起这段行将告别童年的往事，第一次打工，第一次买书，历历如在眼前。人的一生，有许多第一次，大多是顺其自然而发生，能够留下深刻记忆的不多。初恋往往铭心刻骨，终生难忘。然而，成人至为重要的一步并不是恋爱的能力，而是获得能自立的信心。第一次在外打工，我得到了这份自信；第一次买书，懂得了意志可能改变现状。
（2007年7月19日）
后后记：这篇回忆文写于网上论坛初起的2007年，我妹在家乡办了一个，叫"短笛"论坛，邀我加入。当时我住洛杉矶东面的圣盖博谷，毗邻帕萨迪纳，便起了个笔名"洛城东"，一直沿用至今。
（2026年4月20日）